“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
陈鹤琴教育思想论析

何 锋

摘要:陈鹤琴是我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推动学前教育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先驱。他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内蕴深厚,影响深远,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由“问题意识”“价值观念”“实验求是”凝聚而成的“科学研究精神”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基因,是我们在新时代传承、转化、创新陈鹤琴教育思想,推动学前教育改革实践的关键。

关键词:陈鹤琴教育思想;“活教育”理论;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3)07-0031-07

收稿日期:2023-03-15

作者简介:何锋,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政策、自然教育、陈鹤琴教育思想。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专家、文字改革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儿童教育道路的先驱,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师范教育、教育测验、文字改革、儿童福利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开拓性的实践、实验和研究工作,创建了“活教育”理论体系,为我们留下了400余万字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教育家俞子夷在为陈鹤琴《我的半生》所作序《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中,记述了他眼中的陈鹤琴:“正直的姿态”“和气”“简捷爽直”“试验”“服务的精神”“坚强”。本文以“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为题,论析陈鹤琴教育思想。

一、跨越时空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陈鹤琴的家乡,浙江上虞,曹娥江边的鹤琴幼儿园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在陈鹤琴工作生活的地方,江苏南京,扬子江畔的鼓楼幼儿园即将迎来建园百年华诞。在江苏大地上,陈鹤琴教育思想深深扎根,充满活力地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赵寄石先生领衔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借鉴“活教育”理论,运用行动研究法在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开展综合课程实验,产生了全国性影响。鼓楼幼儿园也开展了第四次课程改革实验,彰显了“活”的教育理念和勇于自我突破的改革精神。2014年起,江苏开始实施的“课程游戏化”项目,也是在江苏学前教育深厚历史底蕴基础上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积极传承。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2012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与“活教育”理论的很多理念也是一致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十多个省(市)相继成立了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引领会员“学陈、师陈”,传承陈鹤琴教育思想,传播科学的教育理念,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实践。

陈鹤琴教育思想漂洋过海,产生了延续性的世界影响。1947年,陈鹤琴先生发表英文版《活教育》,1948年受邀到菲律宾做多场讲学,让中国教育理论走向世界舞台。198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中文名誉教授约翰·德弗朗西斯在给陈鹤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正在编撰学生用的一系列读物教材时,广泛地应用您的常用字汇研究。……您可以想象,当我在得知我如此高度敬佩的人的消息时,是何等激动”[1]365。2012年,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一见真理子教授来华做专题报告,她高度评价了陈鹤琴的学前教育理念及对东亚地区的影响。2017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教授Twila Tardif在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主办的“儿童立场·中国道路·世界眼光——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报告中专门介绍了陈鹤琴在儿童语言领域的研究对世界所做的贡献。

至今,陈鹤琴教育思想依然具有广泛而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那么,这种力量来自哪里?笔者认为,陈鹤琴教育思想在孕育、创建、实践、绵延的进程中,有一脉线索——“科学研究精神”,其核心要素是“问题意识”“价值观念”“实验求是”。从这一角度探索和理解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对于彰显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扎根中国土壤的问题意识

陈鹤琴从中国教育现实中提取问题,研究中国教育的问题,并在持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渐进形成了具有本土性、开拓性、创造性的教育思想。

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领域掀起了为争取教育独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推动教育变革的“新教育”运动。陈鹤琴听到了时代的声音,看到了当时中国儿童教育面临的三重问题。

其一,传统教育忽略“做人”。陈鹤琴对腐化的死教育十分痛恨,他说“教育本身变了质,以为去读书就是受教育,反而把做人忘记了”[2]59。1930年,陈鹤琴在《儿童教育》撰文指出,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分水岭在于:旧式教育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新式的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偏重社会而忽略儿童;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注重儿童而兼顾社会[3]42。“活教育”理论的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核心即指向“做人”,从人的一般性、民族性、时代性三个层次创造性地描绘了整体的育人形象。1948年,陈鹤琴在上海市立女子师范学校全体教职员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提道:“我希望我们全体同人,抱定这样一种信念,我在这里不是读书,而是教孩子们怎样做人,这是今天天经地义的第一条”[2]123。这对于我们践行立德树人,育人为本,推动学前教育育人方式变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命,具有弥足珍贵的启迪之功。

其二,外国病、富贵病、花钱病。这是1926年,陶行知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中所痛斥的我国幼稚园存在的三种弊病。彼时,教会力量在中国举办了大量的幼稚园和幼教师资培训机构,使得中国近代学前教育在一段时间内基本被外国教会所垄断,不顾中国国情,仪型他国,移植外国理论、制度和方法的现象非常普遍。1926年,陈鹤琴的研究助手张宗麟在《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中指出,幼稚园的“一切设备教法抄袭西洋成法”,“不切中华民族性,不合中国国情”[4]。陈鹤琴认为“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但我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改良,以致陈旧腐败不堪闻问了”[5]1。他呼吁,“为教育主权起见,师范教育不应该请外人代办”[6];“要建立真正的中国化的幼稚园,必须要同时建立中国化的幼教师资训练机构”[2]36。他创办的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包括专科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五部,儿童教育与师范教育一体建设,这种注重体系化的系统思维方式,也是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显著特点。他刻刻不忘平民化的精神,试验可以用极少的金钱,办极好的幼稚园、大众化的幼稚园。他在《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概况》中计划办能最普遍设立的幼稚园。他认为,“把某种教育研究的尽善尽美,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研究所得的结果只能供给少数人享受,那是贵族教育”[5]11。陶行知称赞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教育实验“意义重大又令人鼓舞”,表示中华教育改进社与陈鹤琴合作,开展最经济实惠的幼教实验,以便尽可能多的各界民众能够照样举办。

其三,幼稚教育的四种弊病。1924年,陈鹤琴在《新教育》撰文,指出幼稚教育的四种弊病: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功课太简单;团体动作太多;没有具体的目标。1927年,陈鹤琴在《幼稚教育》发表《我们的主张》,集中反映了他对学前教育科学化的阶段性实践与思考,“活教育”理论的不少元素已蕴含其间了。

实质上,在对这些问题长期思考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活教育”理论,构建的既是一种理论体系,也是一种整体的教育生态,是针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陈鹤琴具有宏阔的视野,前瞻地指出不同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如《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1937)、《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1947)、《中国儿童教育之路》(1947)、《学前教育的新动向》(1951)、《师范教育的新方向》(1951)等。他还关注微小的具体问题,提供创造性的办法。如,1938年,在上海创办报童学校10所、报贩成人班2个,举办报童教师进修班多期。发起成立上海街童教育会,举办街童教育班30余处,设立街童教育巡回图书馆。为安排难民生产自救并使难童受到教育,在上海慈愿难民收容所内创办我国一个儿童玩具厂——民众工业合作社[1]585。为解决新中国幼教教学、研究、师资培养体系不健全的问题,陈鹤琴在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期间,“创立了附属幼儿园——附属幼儿师范学校——幼教系,建立了儿童教育研究室、儿童玩具研究室以及玩具工厂,建立了一套包括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幼教体系”[7]。

陈鹤琴针对中国社会实情,循着时代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中西融通、理实交融、知行合一,办学教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师资培养等为一体的系统性的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儿童教育发展之路,为我们树立了关注中国教育问题,总结中国教育经验,创造中国教育理论的典范。

三、“一切为儿童”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儿童观反映的是人们对儿童的基本看法与态度,对教育者的教育观、课程观以及教育行为等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读了陈鹤琴同志的书或文章,要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应该是他那颗热爱儿童、关心社会、造福人类的‘赤子之心’”[8]2。以幼童为本,从儿童出发,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核心支撑,是他的教育本体追求。 

(一)陈鹤琴的儿童观饱含爱儿童的情感

爱儿童是贯穿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基调。1982年,抱疾卧床的陈鹤琴先生在寓所会见前来探视的好友,因已不能说话,用笔写下了心中要说的话:“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1]612可以说“为儿童尽瘁,以底于成”,“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是他毕生的信念,终生奋斗的写照。

因为爱儿童,他改变了原先的志向。1914年夏天,在前往美国求学的“中国号”邮轮上,陈鹤琴枕着万顷波涛,思绪翻腾。他原来立志学医,但在学医和学教育之间进行了反复“检讨”。他认为“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医生与是与病人为伍的。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最终,陈鹤琴确定以学习教育和献身教育为一生的志向。

因为爱儿童,他的研究充满感情。钟昭华说“爱护儿童,是陈先生的天性,研究儿童,陈先生认为是他的天职”[1]477。综观陈鹤琴的研究,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儿童教育领域中各类内容的研究是细致的、深入的,也是充满感情的,他的每一项研究都让人感动,令人敬佩。他有一颗纯爱儿童的真心和诚心,有一种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下都首先挂念着儿童是否快乐和健康成长的教育家性格[9]。陈鹤琴的儿童观是从心底出发的,十分真诚。

(二)科学的儿童观

陈鹤琴对儿童的爱,以儿童心理研究为支撑,是科学的,理性的。“陈鹤琴把自己的儿童观建立在中国儿童的‘三个不同于’之上:即儿童不同于成人、儿童不同于洋人、儿童不同于古人”[10]。而这“三个不同于”则是建立在陈鹤琴儿童心理研究以及科学实验基础之上的。

他自1920年开始儿童活动个案追踪研究,对自己的长子一鸣开始了观察实验,时间长达808天, 用了500多张照片记录,做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写就《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开拓性地发现了儿童,发现了中国儿童,发现了现代中国儿童,为推动中国儿童教育的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1922年,他曾申请再次赴美研究儿童心理与幼稚教育,后因故未能成行。1940年,陈鹤琴在题为《什么叫做“活的教育”》的讲话中谈道:所以我可以这样的肯定说,要了解儿童心理。认识儿童,才能谈到教育儿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活的教育”,而不是死的教育[2]16。他认为,要重视儿童的力量,只有认识儿童,爱儿童,才能发展儿童的才能。因为他了解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求,所以陈鹤琴坚信,研究、设计和制造符合或有助于幼儿、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以及教学所需的产品极为重要。1980年,他在《文汇报》撰文《为儿童着想》建议设立教育玩具、教具、设备的研究室和实验工厂,决不能依赖一般玩具工场,而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研究、设计和制造,还要培养一批专门人才。及至今天,这一建议仍显现着前瞻性,极具现实意义。

(三)在行动中“做”出来的儿童观

陈鹤琴从不空谈,而是在实干中诠释他的儿童观。他认为,儿童时代是一生的黄金时代。幼稚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层教育,幼稚师范又是幼稚教育的原动力。他以此出发,践其所信,行其所知。他毕生所致力的,如创办鼓楼幼稚园、开展活教育实验、发展幼稚师范教育等开创性的实践充分表明,“他是一个边知、边行、边写、边讲,即把研究、实践或发表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8]2。陈鹤琴是言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真正实干家。

陈鹤琴的儿童观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高屋建瓴的理论体系,并据此形成了一套目标明确、内容广泛、方法得当的实验行动体系,值得我们深入地开掘、思考和研究。

四、实验求是的教育探索路径

实验是陈鹤琴根植中国国情,转化西方理论,创新教育实践,创造本土理论的法宝。1926年,陈鹤琴提出“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中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11]。他认为,不能主观地、脱离实际地凭空臆造一套(幼儿园)教学大纲和计划,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的科学实验而产生。这种实验意识,主要源自陈鹤琴追求儿童教育科学化的内在驱动。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1940年5月,作为实验“活教育”的第一步,在江西幼师开办之前,他首先在泰和县文江村附近筹办南昌实验小学新池分校,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开展实验。1979年,88岁高龄的陈鹤琴,在全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发表讲话,呼吁必须十分重视和切实开展对学前教育的科学实验,用以促进全民族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一)陈鹤琴的教育实验彰显出开新的魄力和自我反思的勇气

陶行知提出,第一流的教育家有两条标准: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陈鹤琴无疑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在很早以前,我就立志此生要为劳苦的民众服务,同时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凡是别人不愿干、不敢干、不屑干的,我都去干’”[2]34。据笔者统计,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十多项“最早”,比如最早运用观察实验的方法,系统研究我国儿童心理发展;最早编成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负责起草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幼儿园教育课程标准;创办我国第一所公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等等。陈鹤琴这种敢于开新的首创精神,也为我们当前开辟教育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树立了榜样。

“活教育”理论是陈鹤琴历经20多年的实践,在不断实验、反思、调整中逐步构建的。1947年,他在《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再版卷头语中提道:“活教育”的提出,无论就内容或实施方面来说,都还处在倡创的时期,简言之,即活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在今天尚未臻于成熟的阶段;在那里还有许多的缺陷需要填补,还有辽阔的前途需要拓展。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今后的努力[2]111。以活教育的目的论为例,1944年表述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1948年调整为“做人, 做中国人,做世界人”。1943年,活教育的教学原则为12条,1948年出版的《活教育的教学原则》一书中又增加了5条,发展为17条。陈鹤琴清醒地认识到,“活教育”理论的实践也会遇到“刺手的荆棘”“绊脚的石子”,但是方向和意志却永远不变。

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这样评价他:“陈鹤琴教育思想不是封闭式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渐发展的”。陈鹤琴教育思想,正是在不断地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自我完善中得以发展,这种探索前进的精神,生动地体现了“活教育”“活”的精神。

(二)陈鹤琴的教育实验具有鲜明的科学导向

方法是科学导向的支撑。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说:“我觉得一个游学生到外国去游学最重要的,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这种方法既包括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涉及推进教育实验的工作方法。

陈鹤琴的教育实验,以儿童心理学为基础,采用了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行动研究的理念。1920年,陈鹤琴综合使用日记描述法、轶事记录法、摄影记录等方式开展了以其长子一鸣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个案研究。1921年,陈鹤琴在江浙地区一些学校中开展民意测验,有研究视其为中国迄今可见的首次民意调查[12]。陈鹤琴还根据国情改编、设计测验量表和测验材料,深入中小学开展大量测验,内容涉及儿童知识测验、智力测验等方面,以建立中国儿童的常模资料,并与廖世承合著《智力测验法》(1920)、《测验概要》(1924),是我国教育测验运动的开创者之一。1980年,他为赵琳的婴幼儿心理成长发育的研究报告《一对孪生姐妹》作序,他称赞“这种科学著作,在国内并不多,值得向学前教育工作者、师范院校学生以及年轻父母亲们推荐”[5]424。由此,足见他对儿童心理科学研究始终念兹在兹。

陈鹤琴的教育实验研究颇为注重“经验总结法”。例如,1926年,陈鹤琴与张宗麟合写的《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概况》,从课程和教材、教学法、儿童习惯、设备与儿童玩具等方面进行了回溯反思,并据此提出了今后的五项计划。1927年,陈鹤琴和张宗麟等总结在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试验,形成《课程试验报告》。1931年,他在《儿童教育》发表了《四年来之中国幼稚教育》,对幼稚教育事业规模、教法、师资培养、课程拟定等方面的经验与问题逐项分析。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在总结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应用,如他基于在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形成了应用型成果《一年中幼稚园教学单元》等。

(三)陈鹤琴的教育实验彰显了实证精神

第一,具有世界的眼光,懂得瞭望。1927年,陈鹤琴结合国际幼稚教育发展情况,在《教育杂志》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五次出国访问,两次赴欧洲英、法、德、意、苏联等11国及美国考察,写成《欧洲教育考察报告》,并分别赴捷克和印尼参加国际会议。1947年他曾建议政府派专家赴欧美考察儿童教育,作为改进中国儿童教育的参考。1951年,在《新儿童教育》发表《美国儿童犯罪的原因分析》。陈鹤琴的国际视野,使他更加洞悉世界教育前沿,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探索。

第二,注重教育现场研究,珍视实情。1921年,进行学生婚姻问题研究。1924年,发表《调查小学之方法》,较系统地研究学务调查问题。1925年,陈鹤琴组织对江浙幼稚教育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有研究者将《我们的主张》提出的15条原则与陈鹤琴开展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几乎每一条原则都有相应的扎根教育现场的实验研究作为实证依据。

(四)陈鹤琴的教育实验具有强烈的辐射推广意识

1.建立试验区。1927年,陈鹤琴受聘为南京特别市教育局第二课课长,他将全市四十所市立小学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教育实验区,每区设立一所实验学校,既作为该区教育研究中心,又作为组织与领先者。1928—1939年,陈鹤琴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期间,他先后创办了7所小学和1所女子中学,大力推行区域教育改革与实验。

2.创建学术团体。据笔者统计,陈鹤琴参与或主持创办了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国测验学会、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等20多个学术团体,以此团结研究力量,辐射实验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陈鹤琴之所以能够主持多个学术团体,固然与其学术地位、影响力密切相关,但也与其人格魅力不无关联。这种人格魅力来自他所信奉的生活哲学,他在1941年论述有关青年修养问题的《写给青年》一书的十二封信以及1944年、1948年的讲演《为人的人生观》《青年的人生观》中明显体现出这种人格魅力。

3.兴办学术刊物。陈鹤琴重视通过创办刊物来传播教育理念,启迪民智。他提出,应通过编印刊物,来发动幼稚教育的运动,用口头的、文字的种种方式来展开宣传工作。他创办了《幼稚教育》《新儿童教育》《活教育》月刊等数种刊物。“陈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传播他的信念、主张,因为他急切地希望能改变当时儿童教育现实中的种种弊端。他从不把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而是撰写专著、创办刊物加以推广”[13]109。陈鹤琴在《儿童教育》诞生一周年之时谈道,《儿童教育》年纪虽小,但所负的使命却是很大。他的目的,是要做小学教师的好朋友,幼稚保姆的好帮手,和他们讨论切实的教法,供给他们具体的教材,以便对教育方面有相当的贡献[3]40。1930年3月,《儿童教育》有一期的中心题目为“教学上的问题”,陈鹤琴等提出“故事要怎样编写”等数个具体问题,与大家一起研究,共同解答。1957年3月,他与陆秀等联名提出《建议创办学前教育刊物<学前教育>案》,为幼教工作者开辟一块交换意见的园地。1981年,他为《幼儿教育》创刊号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

4.积极演讲交流。陈鹤琴利用受邀做学术演讲的机会,积极传播教育理念。赵寄石先生曾回忆,陈先生不仅是想方设法用文字宣传他的研究成果,而且经常抓住机会向别人讲解他当时正在思考、探索的问题,在陈先生身边会体验到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强烈感染力[13]109。在传播技术更加现代化的今天,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等角度,研究当年陈鹤琴促进理念推介、思想交流、成果转化的做法,也许会有新的思考。

5.设置专业研究机构。1953年,他向华东教育部提出设置教育研究室的计划,1956年,在南京师范学院设置了教育研究室,以学前教育研究为重点[1]334。1950年,陈鹤琴与曾昭森提交关于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提案。1962年,提议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内设儿童教育研究室[1]342。


陈鹤琴是真正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内蕴深厚,充溢着科学研究精神,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与价值,需要我们不断认识和开掘。钟山青,秦淮碧,春风又绿江南岸。借用南京市鼓楼幼儿园教师誓词中的几句结束本文:鼓楼岗上,琴声悠扬。扬子江畔,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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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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